刚刚闭幕的G20大阪峰会上发表的“首脑宣言”指出，“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人口变化，为全体G20成员国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应对这种变化，需要采取财政金融政策、金融产业政策、劳动市场政策以及其他结构性政策。”6月初在福冈举办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由G20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经合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中，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具体政策建议。这一建议也被首脑宣言所正式采纳。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应该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

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使得人口的寿命不断提高。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呈现长寿化趋势，世界各国正面临着快速老龄化的时代课题。例如，日本今年统计，日本人男性的平均寿命达到了81岁，女性则达到了87岁，甚至出现了“人生一百岁时代”的说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5年中国男性的预期寿命达到了73.64岁，而女性更是达到了79.43岁。预计到2050年，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将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六十岁以上人口。人口寿命增加的同时，婚姻形态、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人口的快速流动，单身家庭增加，性别差异带来的收入差异日渐显著，高龄老人与子女分别生活、缺少联系等问题。在少子化、人口快速流动、家庭成员数量减少、家庭成员分散化、单身家庭增加等现象裹挟下的老龄化，意味着无法像过去那样，再依靠家庭来应对各种问题。尽管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照顾仍然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方式，但新形势下的老龄化现象需要建构以社会为主体的应对措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龄人口不仅需要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的照顾，而且出现了老龄人口财产进行管理、运用等新问题。解决老龄化问题，不仅意味着需要解决老龄人口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等问题，如何有效管理、利用其已经积累的财富，确保充分、合理地使用到其晚年生活，并且能够在其百年之后，切实地将其财富传承到受益人，成为老龄人口的新普惠金融需求。

充分考虑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需求，这对发展普惠金融将是非常关键的。老龄人口是已经完成社会财富积累，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财富的群体。根据统计，日本家庭积累的金融资产达到了1800兆日元，其中高龄人士保有的比例达到了六成以上。一般来说，随着老龄人口比例的增长，社会消费中心也会发生变化，为养老而需要的照顾、医疗费用成为消费的重心。同时，不同的老龄人口，也会存在着多样的财产样态。拥有事业以及巨额财富的老龄主体，也需要有效的、多元的手段来管理和传承其资产和事业。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普惠金融特使、荷兰王后马克西玛指出的那样：“相较年轻人，老人们对金融服务有着更为独特的需求—他们在获得金融服务和使用金融服务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由于生理功能日渐消退，老年人的判断能力会出现渐进性减弱的现象。在日本，2012年，65岁以上患有痴呆症的患者约有462万人，而且，这一趋势还在扩大。根据推测，到2025年，日本患有痴呆疾病的患者将达到700万人左右，而65岁老人中平均每7人就有1人患病。在美国，预计到2060年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从4600万增加至9800万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也会上涨至24%左右。随着美国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进入老年阶段，家庭医疗看护的需求量将会增加75%。社会保险和医疗支出占美国GDP的比例也将从8%上升至2050年的12%。这就意味着，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多，这就给公共养老资金的使用带来巨大的压力。然而，作为资产所有人的老年人并不能亲自参与其资产的管理、运用。这就需要建立财产的所有人与管理人相分立的法律制度，来代替这些财产主体来管理、运用其资产，使这些资产能够有效地为受益人所使用。

面临着老龄化的浪潮，各国都在探索有效的制度，以更好地应对急剧的老龄化现象。但是由于政府财政能力及老龄人口资产管理能力的限制，养老体系的构建仍然不科学、不合理，对老年人直接的资金补助及老龄人口资产的管理、运用制度设计并不能有效地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和质量。由G20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GPFI）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经合组织）提出、并被首脑宣言所采纳的八项应对老龄化的普惠金融优先政策包括：利用数据和证据，来检验政策效果；提升数字和金融知识；支持终身金融规划；根据老人的多样化需求，量身打造金融服务；创新具有保护功能的技术；保护老龄人口，应对滥用金融以及欺诈老人的现象；鼓励不同的利益主体采取行动，与不同的行业一起确保恒定和全面的金融普惠方式；针对关键性群体，解决贫困问题，要重点关注哪些贫困的、以及没有接受金融服务的群体。

应对老龄化社会，满足老龄化社会出现的多元金融需求，解决上述八项金融紧迫课题需要从普及金融知识、加强金融教育；发展金融科技，提高服务老年人金融服务的手段和水平；强化各部门合作，打击针对老年人的金融欺诈和金融犯罪等方面入手。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能够老年群体管理财产、运用财产、增加财产的法律制度。从各国的法律实践来看，开始由行为人自主设立监护的成年监护制度，以及大力发展民事信托，成为各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制度创新。特别是，6月3日日本金融厅发布的《老龄化社会的资产形成与管理》专家报告更是明确指出：“如果客户本人出现认知、判断能力低下的话，就很难由其亲自对财产进行管理。这时，可以提供的金融服务就是信托服务和投资委任服务，由客户所信赖的受托人代替客户本人、按照客户的意思对资产进行管理”。

作为起源于普通法系国家、又被广泛地运用于大陆法国家的重要民事法律制度，信托制度在资产保值、增值、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受托人的老年人可以将资产信托给可以信赖的受托人，由受托人来管理其资产，并将资产和收益用于受益人。受托人可以是专业的信托银行、信托公司以及各种组织；而受益人同时也可以是委托人。同时，在各国信托法律框架下，信托还有税收优惠、破产隔离、对专业受托人课加严格的受托人义务等特点，这些特点可以使得信托制度更好地服务于满足包括老年人在内的资产管理、运用需要。信托制度在应对老龄化社会金融需要方面，主要可以发挥如下功能：

第一、有效应对老年人多元化的资产管理、使用的需要。

信托制度能够综合的、全方位的管理、运用社会资产，能够为各类客户，包括个人和家庭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财富管理服务。另外，信托制度还可以通过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自主管理创设更多类型的金融产品，满足老龄人口财产配置的多元化需求。鉴于老龄化人口资产管理具有多元化、长期化和安全隐秘性等特点，信托制度在满足老龄化人口资产管理方面的价值将逐步提升。

例如，日本2000年开始实施成年自愿监护制度。通过这一制度，行为人可以自主选择在丧失判断能力时的监护人照顾自己的生活，管理、处置被监护人的财产等。2006年，日本修改了《信托法》，使信托机制可以更好地在管理财产、中小微企业传承、财产的代际转移等发面发挥作用。2012年开始，日本为了解决近亲属成年监护人不尽责的问题，建立了监护制度支援信托。监护制度支援信托就是将扣除了本人日常生活费用以外的金钱，信托给信托银行这样的专业机构，从而防止监护人贪污、克扣本人的财产。除了这样的监护制度支援信托以外，日本还建立了遗嘱信托、遗嘱代用信托、特定赠与信托、福利型家庭信托等等针对老龄化社会采取的特殊信托工具。

第二、对家族事业传承、发展的功能。

信托制度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可以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意思表示设计信托产品。由于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不受信托期间委托人的债务影响，可实现企业资产与家庭资产的有效隔离，即使委托人破产，信托财产也不会被清算。基于这一点，老龄人口可以财产委托信托机构去管理，将他人或自己作为信托受益人，即使自己丧失财产管理能力，还可以依靠信托财产的稳定收益保障其生活。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家族事业的经营及传承，另一方面也使得老龄人口个人生活有所保障。

第三、信托财产投资、增值的功能。

应该看到，随着个体寿命的延长，各国养老金的支出都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无论对于养老金的管理机关，还是对于个体来说，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谨慎投资，保值增值，这是各国金融投资机构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方面，需要完成的一个重要任务。在这方面，信托制度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在美国，信托制度也广泛应用于养老基金、企业年金的管理、投资。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在积极地利用公益信托、年金信托以及个人持股信托。在代表投资目标相似地个人或者机构进行投资地共同基金信托中，其中地重要资金来源就是养老金。为了充分发挥信托投资功能在应对老龄化中的作用，美国1994年制定的《谨慎投资统一法》明确了一系列确保投资安全性的法律制度：例如确立分散投资的原则、谨慎投资规则、受托人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等等。这些严格规定，在进行投资过程中，提升了受托人在信托业务中的专业性，保证了信托资金的安全性。创新和使用信托机制，对于美国社会应对养老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过去的20年期间，美国75岁以上老龄家庭的金融资产，增长了三倍左右。可以说，包括信托在内的制度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论个人贫穷贵贱，老龄是每一个社会主体都会经历的阶段；无论社会发达与否，老龄化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但另一方面，挑战与机遇共生，老龄化的出现也为养老、看护、老年人金融事业发展提供了发展契机。早在2016年5月，习近平主席就曾经强调：“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因此，大阪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聚焦“老龄化”问题，探索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特殊群体提供有效的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将为促进经济包容增长，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提供新的历史机遇。

（作者丁相顺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