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中国经济论坛的主题为“新工业革命与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很多革命性的技术及应用突破，都起始于军用领域，然后通过技术转移逐步扩散到民用领域，最终让社会大众受益。另一方面，民用工业化的很多技术成果也会反哺军用，尤其是步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化技术因为其背后有大量的民间应用，这些核心技术首先经过社会资本的孵化会在民间快速迭代，而军用领域因为用户基数和投入资金量级的问题，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应用进度在一开始很难和民用领域匹配，所以这些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应用传递路径是从民到军，在民用领域技术取得突破后反哺军用。

因此，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军民融合战略的意义所在，通过军转民、民参军两个路径，让技术、产业、资本在军民融合这个大旗下深度融合，最终建立一个军民融合国家战略一体化体系和能力。有了这个体系和能力，在强大国防的同时，我们每个个体都能够更容易享受到科技进步给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善，这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那么这个体系和能力如何建设？在军民融合战略已经列入党章、各个行业也涌现出诸多原创关键技术，由军民融合引领的自主创新方兴未艾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在军民融合第一线的科研机构代表、产业方代表，以及咨询机构代表，大家一起共同探讨，谈一谈各自的思考和理解。

参加军民融合分论坛的6位嘉宾，在军民融合领域具备很强的代表性。他们背景不同，所处的细分行业由于历史的原因，格局、基础相异：

有些行业领域，比如航天，我们基于几十年的积淀，在全球本身属于领先水平，这些领域在军民融合的语境下可能面临的更多的是体制、机制的创新问题。

有些领域基础薄弱，特别是基础产品和通用技术领域，需要的基础积累要求更高，而且国外处于平时不封锁，关键时制裁，自主核心技术发展得就不那么好。比如，被钱学森称之为“新技术革命关键和基础”的电子测量技术领域，国外大型跨国企业占领中国市场多年，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所垄断，2018年发生的美国对中国军工院所的禁售，其中受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就是电子测量仪器，在这些技术门槛极高的行业，自主核心技术的孕育极为不易，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核心技术，关键部分受制于人，在当今较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小到企业供应链，大到国家战略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军民融合战略又给了这些领域的企业什么样的契机，可以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还有哪些方面希望得到政策的支持？

新兴领域，我们与国外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比如说，航空的前沿领域无人机，虽然说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应用，但真正把高新技术集成到无人机上，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和其他的主要国家起步的时间可能差不多。消费级的无人机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有相当的地位，那么在更高阶的使用领域，工业级乃至军用级，尤其是特种无人机，包括衍生出来的反无人机，是什么样的情况？如何借力军民融合实现紧跟甚至超越？

相比其他行业已经相当普遍的咨询机构，由于军工、军队保密等原因性质比较特殊，具备相应条件和能力的机构比较稀缺，专门的军民融合咨询中介机构又可以为行业的发展做些什么？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深在哪里，如何做到习总书记要求的“统融新深”，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政策和体制机制问题，究竟如何破解，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军民融合，民参军，这一块我们近年也有不少标志性的举措，比如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的建立等等，都给了我们的产品直接进入部队的渠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把握军队的需求？在军民融合这个比较特殊、新兴的领域，咨询机构如何成为连接产业与资本的纽带，做好二者的“外脑”……这几位嘉宾的亲身经历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信息和宝贵的借鉴。

军民融合战略同时与“经济脱虚向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又是高度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机构尤其是投资机构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去助力、支持军民融合企业的成长？国际上，我们熟知的Space X通过市场化运作，依靠私募股权融资，筹集了大量的研发资金，目前的估值已经达到280亿美元，我们国家也已诞生几家民营火箭发射公司，同样受到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理性的投资机构将目光聚焦于军民融合这一领域，应该是基于以下几点判断：第一，随着互联网浪潮进入下半场，中国未来的B端需求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和进口替代；第二，在过去10年债务扩张、金融自由化单兵突进的影响下，国内各个行业的资产价格都经历了大幅上涨，部分热门行业虽然具备较好的市场前景，但估值过高，增大了投资风险；第三，模式类创新企业大部分采用资本助力下的“烧钱换取市场”模式，普遍缺乏核心硬实力，此类投向并不契合党中央的大战略。

但鉴于军民融合领域的特殊属性，要想体系化地在该领域有所动作，投资机构也需苦练内功，做好三件事：一是需要建立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军民融合投资研究及投资执行体系，二是通过体系化研究发现既具备投资潜力又契合机构自身能力优势的细分投资方向，三是需要具备系统性的增值服务能力。只有具备这些条件，这一领域的资本流入才能做到有序、理性，企业和资本的认识、利益才能实现高度的一致，整个产业的生态才能具备健康、可持续的前提。

（本文作者中信信托副总经理 蔡成维 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期）